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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图片是在九十年代拍摄的美国新泽西州弗伦翰公园(FlorhamPark)日落的照片。弗伦翰公园占地十几平方公里,大多是芳草地和森林,在森林中央,是一片中等规模的临湖的工业园——这是笔者见到的最美丽的工业园。在那里,每天都能看到天鹅在湖中悠闲地游荡,不时可以见到野鹿出没。这里原是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的地产,1996年,这里来了一个新主人——美国电报和电话公司(AT&T)实验室。1995年,如日中天的AT&T公司重组,分裂成AT&T、朗讯和NCR三家公司。AT&T下属的举世闻名的科研机构贝尔实验室也被一分为二。朗讯公司获得了一半的科研机构和贝尔实验室的名称。划归AT&T的一半研究室组成了AT&T实验室(后来更名为香农实验室),从原来的茉莉山(MurrayHills)搬到了弗伦翰公园。在那里,出过十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AT&T实验室,像一颗进入晚年的恒星,爆发出极强的、但也是最后的光辉,然后就迅速的暗淡下来。十年后AT&T和朗讯公司分别被SBC公司和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并购。十年前,我在AT&T实验室实习,当时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实验室的气氛很像今天的谷歌。不少人的座位旁都放着上面这张美丽的夕阳照。现在想起来,它似乎预示着一个帝国的黄昏。当然,仅仅这一次失败、甚至在整个手机领域的失败还不至于把世界第一的无线通信公司搞垮。但是,摩托罗拉几乎同时在所有的战线上全面崩溃,便一下跌入了谷底。强尼找到做市场和销售的朋友迪克,并向迪克大致介绍了自己的发明,希望迪克加盟共同开发市场。迪克觉得和这两个人谈得来,愿意共同创业。这时出现了第一次股权分配问题。最好的电子游戏平台在通信领域,规则比技术更有利于一个公司占领市场。随着奥运会的召开和苹果第二代电话iPhone的推出,第三代手机又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主导第三代手机技术的公司不是热门的iPhone制造商苹果公司,也不是今天最大的手机厂商诺基亚,而是曝光率并不高的高通公司(QualComm)。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通公司是第三代手机和无线通信的规则制定者。虽然第三代无线通信的技术CDMA早在越战时就为美军使用,并且全世界掌握该技术的人非常多,但是将CDMA用于手机通信的最早解决方案(CDMA2000)是由高通公司提出的。CDMA2000很快便成为了国际标准。高通公司通过专利保护几乎堵死了任何绕过其专利的解决方案,进而达到了主导3G手机市场的目的。高通公司做事一向很霸道,专利费极其昂贵,它向每一个手机收四到八美元,超过一部手机所有芯片能带来的利润。这就逼着日本、欧洲和中国不得不搞出了自己的CDMA标准WCDMA(日本和欧洲)和TD-SCDMA(中国)(后来美国又加进了一个WiMax,这样全球共四个标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认为WiMax属于第四代4G的标准)。这些后来的标准在技术上超过了高通公司的CDMA2000解决方案。但是,整个3G市场仍然被高通抢了先机。一方面,高通的CDMA2000以两倍于WCDMA的速度发展,另一方面高通公司在WCDMA中抢占了专利总数的大约30%,而且是最关键的专利(具体数字不是很准确,大致在这个范围)。欧洲以诺基亚公司为首的工业界也拥有大量WCDMA的专利,它们联合了高通公司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BroadCom)试图挑战高通的权威。高通公司采用擒贼擒王的办法先制住诺基亚,和后者打了很多年专利官司。最后,高通公司威胁不再做WCDMA的芯片,这样它将以WCDMA专利的净拥有者身份阻止诺基亚进入3G市场。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但是高通公司输得起,因为它已经拥有了很大的3G市场,而诺基亚既不能绕过高通公司的专利进入3G市场,也不能从此放弃3G这个新兴的市场,它根本输不起。结果诺基亚不得不低头,今年七月二十五日,两家公司达成和解,高通公司将专利费做了下调。即使下调后,诺基亚仍将支付给高通公司巨额的专利费(细节没有公布,据估计诺基亚在今后十五年内,每部手机仍将付给高通几美元),高通公司从此将在WCDMA市场上唱主角。当天原本是高通公司公布业绩的日子,高通公司临时通知媒体业绩公布时间将推迟几小时,敏感的华尔街已经感觉到高通公司很可能搞定了诺基亚,股价在盘后大幅上涨。果然,几个小时后高通公司公布业绩时宣布了这个好消息,股价猛涨了近20%。而它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的股价则一落千丈,标志着整个行业挑战高通的失败。虽然在欧洲、日本和中国,各自的手机厂家和运营商占有先天之利,但是其3G无线通信至今依然在高通公司的阴影下运作,因为后者的标准已经成为行业普遍遵守的规则。中国政府已经投入了数千亿人民币扶植自己的标准,但现在看来阻止高通主导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政府进行强制性干预,高通公司制定的3G的游戏规则将越来越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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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微机局域网(PCLAN)的系统中,有一台网络服务器,它通常是一台高性能的微机,当然也可以是小型机和工作站,它主要是用来管理网络和存储共享的数据并为微机之间交换数据作为桥梁。计算基本上是在微机上完成,部分不愿意共享的文件也可以保存在本地微机上。由于每台微机有自己的独立性,网络服务器即使出了问题,微机也可以单机工作。虽然每台微机不如小型机快,但几十台微机的总计算能力超过小型机。而且,能够完成同样功能的系统,微机局域网相比之下要便宜得多,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样一个40台微机的系统硬件投入只有六七十万人民币。而且,微机系统不需要专门的管理员,运营成本也低。总的来讲这种基于微机局域网的计算机系统相比小型机来说,在大多数应用中优点多于缺点。所以,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微机局域网代替小型机系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也是DEC公司后来关门的原因。)5.公司的业务是花小钱就能作成大生意的。比如说当初投资思科,是因为它不需要雇几个人就能搞定路由器的设计。让红杉风投投资一个钢铁厂,它是绝对不干的。先谈谈IBM的基因。IBM无论是在老华生执掌的机械时代,还是在小华生接管的电子时代,它的客户群基本上是政府部门、军方、银行、大企业和科研院校,它从来没有过经营终端消费型产品(consumerproducts)的经验,也看不上这类产品。以往,IBM卖计算机的方式是和大客户签大合同。八十年代的计算机,除非是专业人员,没有人玩得转。因此,IBM从来将计算机和服务绑在一起卖,至今也是如此。IBM一旦签下一个大型机销售的合同,不但可以直接进帐上百万美元,而且每年还可以收销售价10%左右的服务费。等客户需要更新计算机时,十有八九还得向IBM购买。这样,它每谈下一个合同,就可以坐地收钱了。因此,虽然IBMPC在外面的反应很好,在公司内部反应却冷淡。IBMPC第一年的营业额大约是两亿美元,只相当于IBM当时营业额的1%左右,而利润还不如谈下一个大合同。要知道,卖掉十万台PC可比谈一个大型机合同费劲儿多了。因此,IBM不可能把PC事业上升到公司的战略高度来考虑。最好的电子游戏平台在工业史上,这种成功的扩展非常之多,比如微软从微机的操作系统软件扩展到微机的应用软件,惠普从小型机扩展到微机,迪斯尼从少儿动画片扩展到传统影视和娱乐等等。扩展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公司原有的经验和优势,使得它们在新的领域很快地站住脚。但是,当一个行业已经进入老年期,无从扩展时,这个领域领头的公司要想继续发展甚至只是生存,就不得不转型了。

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年,基于Windows的服务器市场的销售额终于超过了Unix的销售额(177亿美元对175亿美元),而且这个趋势至今没有逆转。照理讲,药品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行业,应该有很多新的公司冒出来才对。但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人为造成了这个行业极高的门槛。根据FDA的规定,所有处方药和用于临床的医疗仪器甚至是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都必须得到FDA的许可,更不用说在市场上销售了。而这些许可证是极难拿到的,要进行无数对比试验并且要尽可能了解和降低所有可能的副作用。FDA的初衷很好,因为人命关天不能不仔细,但是这也使得小公司几乎无法进入处方新药的市场。其直接结果就是保护了原有的大公司利益和垄断性利润。(一种观点是,大制药公司通过FDA维护自己现有利益。)传统大的制药公司诸如辉瑞(Pfizer)和默尔克(Merck)的研究部门很像三十年前的贝尔实验室,一个科学家进去一干就是一辈子。而这些公司的高额垄断利润也养得起这些科学家。当然,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在里面也屡见不鲜。由于FDA的保护,创业的小公司要打破原有制药公司的垄断是件很难的是。这就是我们很难看到小的生物公司成功的原因。由于生活所迫,硅谷的人在外人眼里都相对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在硅谷不提供股票期权的公司,几乎找不到技术人员。按规定,一个雇员工作满一年就能按期权的价钱买下股票(这个过程叫Exercise),因此形成了一种在某公司工作满一年,拿到股票期权立刻走人,再到第二家、第三家公司的风气。如果说风险投资是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成本,那么很多硅谷雇员这是分散他们的生命来期望有朝一日在一家公司能中上硅谷彩券。在硅谷一两年换一个工作是很正常的,员工也就没有忠诚度可言。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和错误,是生活压力使然。近一百多年来,总有一些公司很幸运地、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站在技术革命的浪尖之上。一旦处在了那个位置,即使不做任何事,也可以随着波浪顺顺当当地向前漂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十几年间,它们代表着科技的浪潮,直到下一波浪潮的来临。

一位世界名牌大学的学生发明了一种手机上的软件,非常有用,他在网上让人免费下载试用,然后在试用期满后向愿意继续使用的用户收一些钱,这样几年他也挣了十来万美元。他想成立一家公司把这个软件做大做好。他找到一家风投,正巧这个风投基金的总合伙人是我的朋友,就拉我一起和这个创业者面谈。我们仔细听了他的介绍并且看了他的软件。投资人承认他是个有能力的年轻人,软件也是个好软件,但是不投资。投资人给他算了一笔账。这种手机上的软件要想推广必须在手机出厂时预装,一般来讲,虽然这种软件的零售价可以高达十美元以上,但是手机厂商出的预装费不会超过一毛钱,假定为八美分。通常一个领域在稳定的竞争期会有三个竞争者,不妨假设这个创业者能跻身于三强并排到老二。在软件业中,一般前三名的市场份额是60%、20%和10%(剩下10%给其它的竞争者),那么在很理想的情况下,这位创业者可以拿到全世界20%的手机市场的预装权。我们不妨假设全世界手机一年销售十亿部,他可以拿到两亿部的预装权,即一年两千万美元的营业额。读者可能会觉得两千万美元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实际上在风投眼里却没有多少,在美国一个工程师一年的开销就要二十万美元。世界上有四五个国家近十个主要手机生产厂家,要想拿下这20%的市场需要一家一家谈。手机的软件不像个人计算机的软件,有了漏洞(Bug)在网上发布一个补丁自动就补上了,手机软件出了问题有时要将手机回收,因此手机厂商测试时间很长,拿下一个手机合同一般要18个月的时间,因此这款软件的销售成本是很高的。我们不妨假设这个小公司的纯利润率有15%(已经不低了),那么它一年的利润是二百四十万美元,虽然读者觉得一年挣几百万美元已经不错了,但是因为这个生意不可能成长很快(取决于手机市场的成长),在股市上市盈率(P/E值)平均也就是20倍,那么这个公司的市值最多最多不超过五千万美元。一个价值不超过一亿美元的公司是无法在美国上市的,因此这个公司还没有创办,它无法上市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这位同学失败的原因不在技术上,不在他个人的能力,而是题目没有选好。风投喜欢的是所谓的十亿美元的生意(BillionDollarBusiness)。最后,我做风投的朋友建议这位同学找找天使投资人,因为这样一件事做好了还是有利可图的,也许会有天使投资人喜欢投资。创业者和投资者的关系对于成功的创业至关重要。首先,创始人总是在前台扮演着主角,风投在幕后是辅助者。如果投资者站到了前台,要么说明创始人太无能,要么说明投资人手伸的太长,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公司都办不好;其次,创业者和投资者的关系是长期的,甚至是一辈子的。对投资者来讲,投资的另一个目的是发现并招揽人才。对投资人来讲,创业者能一次成功当然是最好的,但是,非常有能力能干事的创始人也会因为时运不济而失败,这时投资者如果认定创始人是个人才,将来还会为他的其它项目投资,或者将他派到新的公司去掌舵。因此,对创业者来讲,虽然风险投资的钱不需要偿还,但是,拿了投资者的钱就必须使出吃奶的力气尽力将公司做好,以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一些短视的创业者把风投公司当作一次性免费提款机,只拿钱而不承担应尽的义务,实际上便永远地断了自己的后路。和很多行业不同,不同风险公司的投资家们一般会经常通消息,一个人一旦在风投圈子里失去了信用,基本上一辈子就失去了获得风投资金再创业的可能。和惠普、太阳、雅虎、谷歌等公司一样,思科是一个标准的斯坦福公司。斯坦福各个系都有自己联网的计算中心,网络之间通过一种叫路由器的设备连接。八十年代初,斯坦福两个不同系的计算中心主管里奥纳多-波萨克(LeonardBosack)和桑迪-勒纳(SandyLerner)好上了。上面是事实,下面则是广泛流传的谣言。两个人要在计算机上互相写情书,由于各自管理的网络不同,设备又是乱七八糟,什么厂家的、什么协议的都有,互不兼容,情书传递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两人干脆发明了一种能支持各种网络服务器、各种网络协议的路由器。于是思科赖以生存的“多协议路由器”便诞生了。更糟糕的是,惠普已经被打上了消费电子公司的标记,这样对于向往创新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说,惠普就不再是他们工作的首选了,这对惠普的长期发展不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受到安迪-比尔定理的影响,为了运行WindowsVista,惠普的计算机会卖的不错,表明上看它的业绩还会不错,但是它的市场份额,尤其是海外市场的份额会受亚洲制造的蚕食,前景不是很美妙。

在思科,人们经常会遇见自己“二进宫”甚者“三进宫”的同事。一个员工因为转到思科支持的小公司,从名以上讲暂时不算思科员工了,但是随着思科收购回那个小公司,这个员工再次“加入”思科了。这个员工出去转了几年,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是却腰缠万贯了。1999年以每股大约0.5美元的价钱投资Google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这笔投资的回报今天近千倍;-最好的电子游戏平台很多人奇怪拥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波士顿为什么只能诞生一些小公司而出不来大的跨国公司。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坦福大学的办学方法和美国东部的名校有很大的不同。斯坦福不是简单地把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专业叠加,从波士顿搬到了加州,而是根据加州的情况办了一所全新的学校。只要同时在斯坦福大学和美国东部哈佛、普林斯顿等名校呆过一段时间就能强烈地体会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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